埃博拉病毒如何入侵细胞据新华社武汉6月27日电 （记者谭元斌）中国科研人员利用单颗粒力示踪等技术，实时揭示了单个埃博拉病毒入侵细胞的动态过程和动力学机制。相关发现对于深入理解埃博拉病毒的感染机理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开发抗病毒途径提供了重要参考。埃博拉病毒是对人类最致命的病原体之一，病毒感染引起严重出血热，致死率可达90%。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崔宗强研究员与长春工业大学单玉萍教授、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施兴华研究员合作开展了单个埃博拉病毒入侵细胞相关研究。研究人员首先构建了丝状埃博拉病毒样颗粒并对其进行荧光标记。该丝状埃博拉病毒样颗粒和野生型埃博拉病毒具有同样的入侵能力，但其内部没有病毒核酸，不能复制。利用单颗粒力示踪、动力学模拟和单颗粒荧光示踪等技术，研究人员示踪了单个埃博拉病毒样颗粒入侵细胞动态过程，并解析了其动态机制。该研究揭示了丝状埃博拉病毒样颗粒以水平或垂直两种模式进入细胞，以及对应的时空、能量、与受体作用方式、入侵途径等精细机制，可视化地证实了丝状埃博拉病毒样颗粒以巨胞饮途径入侵细胞。目前，相关研究论文已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美国化学会·纳米》上。

意识是什么？延续数千年的谜题，正在接近破解意识就是你的一切体验。它是在你脑中挥之不去的那个旋律，是巧克力慕斯的香甜，是牙齿的一阵阵疼痛，是你对孩子深切的爱，也是因明白这一切感觉终将消逝而产生的痛苦。这些感受来源和本质有时候被称为感质（qualia），从古至今一直困扰着人类。以塔夫斯大学（Tufts University）的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为代表的很多现代分析哲学家声称，意识只是一种幻觉，因为他们认为，意识的存在与他们所坚信的机械的物质宇宙完全无法兼容。换句话说，他们或是认为感质不存在，或是认为这从根本上不是一个可以被科学系统研究的话题。假如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我就没必要在这里长篇累牍了。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解释为何你、我以及几乎所有人都如此确信自己拥有感情。可是假如我现在牙肿了，就算有一个无懈可击的论述能说服我相信我的所有感觉都只是一种臆想，也无法减轻我的半分痛苦。所以，对这种放弃理解意识的态度，我个人实在难以接受，下面我会继续聊聊我的看法。大部分学者均认可意识的存在，并尝试去理解意识和能被科学描述的客观世界之间的联系。数十年前，我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决定，先把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开始的关于意识问题的哲学讨论放在一边，而是去寻找意识的物理证据。在高度活跃的大脑中，到底是什么产生了意识？一旦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我们离终极答案就会更近一步。我们特别关注的是意识相关神经区（neuron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ness，简称NCC），即可以产生任何意识体验的最小神经机制。例如，牙疼的感觉出现时，你的大脑里有哪些过程是必然要发生的？是不是一定有某些神经细胞要以特殊的频率放电？是否存在一群特殊的“意识神经元”必定会被激活？这些细胞位于大脑的哪些区域？意识相关神经区定义意识相关神经区——NCC时，修饰词“最小”十分重要。毕竟大脑整体就可以视为一个NCC，它每天都产生各种感受。但意识的所在地或许可以被更精确地定位。比如说脊髓，它是脊柱内一束一英尺半（约0.5米）长的神经组织，包含了约10亿个神经细胞。当一个人颈部受伤导致脊髓严重损坏后，伤者的腿部、手臂和躯干将完全瘫痪，无法控制自己的肠道和膀胱，并失去身体感觉。然而这些瘫痪病人依然能够体验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能看、能听、能闻，拥有情绪和记忆，和受伤之前并没有区别。我们再来看看脑干，即大脑后下方的“小脑”。从演化角度来看，脑干是最古老的脑结构之一，在运动控制、姿态调整、产生连贯动作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不管是弹钢琴、打字、滑冰，还是攀岩，这些行为都需要脑干参与其中。脑干中有大脑里最复杂的神经元——浦肯野细胞（Purkinje cell），这种细胞的树突数量丰富，像扇形珊瑚一样，而且有着复杂的电活动。小脑也是神经元数量最多的脑结构，约有690亿个神经元（以星形的小脑颗粒细胞为主），是大脑其他区域总和的4倍。假如脑干由于中风或手术意外遭到部分损毁，人的意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几乎没有变化！尽管脑干受损的患者在生活上有诸多不便，如无法连贯演奏钢琴或敲键盘等，但他们从没有抱怨过意识受到影响。他们依然可以听、看和感受一切，拥有自我意识，能回忆和形成记忆。就算是出生时就缺少脑干的残疾人，其意识体验和正常人也没有显著区别。也就是说，脑干的结构虽然复杂，但它的功能和主观体验无关。为什么呢？从脑干的回路结构，我们可以得到重要的线索。脑干的回路极度均一和并行，就像一节节并联的电池一样。整个脑干几乎是一个严格的前馈回路（feed-forward circuit），一组神经元连向下一组神经元，然后是再下一组神经元。脑干内没有可让神经信号来回传递的复杂环路（由于意识的产生需要一定时间，大部分理论学家都推断这与大脑回路中复杂的反馈环路有关）。而且根据功能，脑干可被划分为数百个甚至更多的独立计算模块。所有模块并行处理信号，各自的输入和输出互不影响，控制着对应的不同运动或认知系统。脑干的不同系统之间几乎没有交互，而信息交互却是意识产生必不可少的另一个特征。回顾对脊髓和脑干的分析，我们认识到，有神经活动的部位并不一定就是意识的“栖息地”。除了神经活动，要产生意识还需要满足其他条件。构成大脑皮层的灰质就满足这些条件。灰质是拥有层状结构的复杂神经组织，展开后面积与一张14寸的比萨饼（直径约0.36米）相当。两片这样的层状组织在高度折叠后，与它们的“通信纤维”——白质一起，被包裹在颅骨内。所有已知的证据均显示，新皮层是感受的源头。我们甚至还能进一步定位。例如，有的实验让受试者的左右眼看向不同的图像。假如你的左眼只能看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照片，而右眼只能看到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照片，你会看到什么呢？一种猜测是，你会看到特朗普和克林顿的某种奇怪叠加。但事实上，你会看到特朗普几秒钟，然后这幅图像会消失，克林顿的图像取而代之，再过几秒，视觉感受又会再次切换。两张照片会永不停息地相互交替，这个现象被神经科学家称为“双眼竞争”（binocular rivalry）。由于你的大脑接受的视觉输入模棱两可，它无法判断这到底是特朗普，还是克林顿？假如在做这个实验的同时，也用磁共振成像仪扫描脑部活动，你会发现此时有一系列脑区被激活了，这些区域统称为后侧热区（posterior hot zone）。这些脑区位于皮层后侧的顶叶、枕叶和颞叶区域，我们最终看到的是什么，与这些脑区的活动显著相关。有趣的是，接受并传递从眼睛而来的视觉信息的视觉初皮层，却并不体现受试者的主观所见。类似的结论可以拓展到听觉和触觉：听觉初皮层和触觉初皮层与听觉及触觉感受并不直接相关。反而是这些脑区的下游系统——那些后侧热区，与意识感知对应，例如你看到的是特朗普还是克林顿。更有启发意义的是两类来自临床的证据：一类是对皮层组织施以电刺激，另一类是对因受伤或患病而使特定脑区受损的病人的研究。比如，在摘除脑肿瘤或是癫痫病灶之前，神经外科医生会直接对附近的皮层组织施行电刺激，以探测它们的功能。刺激后侧热区，会引起一系列感觉和感受，例如闪光、几何图形、变形的面孔、幻听或幻视、熟悉感或不真实感、移动身体某部分的冲动，等等。刺激前侧皮层则不会出现这些现象：大致来说，前侧皮层不会诱发直接感受。另外一些线索来自20世纪前叶的神经疾病患者。当时的外科医师为了摘除肿瘤或治疗癫痫，有时不得不切掉患者的一大片前额叶皮层。令人称奇的是，术后，这些患者的生活居然没有大的变化。虽然缺失一部分前额叶对患者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他们无法抑制一些不好的情感或行为，运动出现障碍，无法自控地重复一些动作或话语。但是一段时间后，他们的性格和智商都慢慢得到了恢复，并且安然地生活了很多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前额叶组织缺失对他们的意识体验有显著影响。相反，假如后侧热区被移除，即使面积很小，也会导致患者丧失一些意识功能，如无法辨识人脸，或者无法感知运动、颜色或空间。所以，似乎视觉、听觉等主观感觉和体验是后侧皮层产生的。事实上，就我们目前所知，所有意识体验均产自后侧皮层。那么，这个区域和前额皮层到底有哪些不同？答案我们还不知道。不过让人兴奋的是，最近的一项发现似乎暗示，神经科学家已经接近答案了。意识测量仪医学领域需要一种能可靠检测受伤或者无行为能力的病人是否拥有意识的仪器。例如，在手术过程中，需要对病人施以麻醉，让他们无法运动，保持血压稳定，没有痛觉和相关记忆。不幸的是，这一目标并不总能实现，在美国，每年都有数百个病人在麻醉时依然有一定程度的知觉。另一类对象是那些因事故、感染或中毒导致严重脑损伤的患者，他们中的很多人可以生存很多年，但无法说话或是对外界的声音做出回应。在临床研究中，探测这些病人的知觉极具挑战性。想象一个宇航员漂浮在太空中，虽然能听到发射中心不断尝试与自己建立通信，但由于通话系统故障，他却无法做出回应，仿佛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一般。这种绝望正是那些因大脑受损而无法与外界交流的患者的体验，像是在孤独无助的深渊里挣扎。21世纪初，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朱利奥·托诺尼（Giulio Tononi）和马尔切洛·马西米尼（Marcello Massimini，现任职于米兰大学）开发了一种叫做“刺激-压缩”（zap and zip）的技术，用来探测一个人是否有意识。他们把一个裹有保护套的线圈放置在病人头皮上，穿透颅骨向大脑内输入一个磁脉冲信号，在所刺激区域的神经元中诱导出电信号。这个扰动信号会影响到所有相连的其他神经元——可能是激活也可能是抑制，并在整个皮层内反复回荡直到逐渐衰退。研究人员可以在病人颅骨外部用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m，简称EEG）记录这个过程中的大脑活动。记录到不同位置的信号变化后，我们便得到了大脑活动的动态影像。这些影像既非有固定模式，也非完全随机。有趣的是，这些忽高忽低的大脑活动越是单调简单，大脑就越可能处在无意识状态。于是研究人员沿着这条思路，尝试把大脑活动像普通影片一样通过算法进行“压缩”，检验是否能够量化对应的“意识程度”。压缩后得到的“扰动复杂指数”（perturbational complexity index，PCI）能够对大脑活动整体的复杂程度给出一个估计。研究发现，受试者在清醒状态下的扰动复杂指数一般在0.31到0.70之间，但是在深度睡眠或者麻醉状态下，会降至0.31以下。马西米尼和托诺尼对48名大脑受损但意识清醒，且能对外界作出反应的病人做了同样的测试，发现每个病人的得分都在清醒状态的范围内，与行为观察一致。研究者接着测量了81名处于最小意识状态或植物人状态的病人。最小意识状态的这组病人仍有一些非条件反射的行为。研究显示，38名最小意识状态病人中有36名存在意识，另外2名被误诊为无意识。对于43名处于植物人状态的病人，之前的临床观察已经确认无法与他们建立沟通，但是测试结果显示，只有34名无意识，另外9名患者是有意识的。他们的大脑对扰动刺激的响应模式与清醒对照组相似，这或许说明他们依然存在意识，只是无法和亲人交流。研究人员正在努力改进这套设备，使之能应用到临床，并且可以拓展到精神疾病患者和儿童患者。科学家迟早能够找到所有主观体验对应的特定神经机制。尽管这些进展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或许可以帮到患者的家人和朋友，但它并无法回答一些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是这些神经元而非另一些神经元产生了意识？为什么放电频率是这个值而非其他数值？实际上，真正的谜团在于，具有复杂结构的组织为什么能够产生意识感觉，以及它是如何做到的？毕竟大脑和心脏、肝脏等器官一样，也受物理定律支配。那大脑的特殊之处在哪里呢？大脑究竟是通过什么生物物理过程，让一堆灰质产生美妙旋律和缤纷图像的？一个令人满意的终极意识理论需要指出，任何一个物理系统（可以是神经元组成的复杂回路，也可以是一块芯片上的电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产生意识。还要能够回答，为什么不同的感觉之间存在差异？为什么蓝色的天空和音调不准的小提琴给人的感觉不同？不同感觉之间存在差异有意义吗？如果有的话，意义是什么？终极意识理论应该能够推断，哪类系统可以拥有感受。假如理论不能给出可验证的预测，那任何关于机器意识的讨论只能停留在直觉层面，而科学史告诉我们，这通常是不可靠的。两种意识理论目前有两种最主流的意识理论，科学家围绕着它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个是全局神经工作区（global neuronal workspace，简称GNW）理论，由心理学家伯纳德·J·巴尔斯（Bernard J. Baars）和神经科学家斯坦尼斯拉斯·德阿纳（Stanislas Dehaene）与让-皮埃尔·尚热（Jean-Pierre Changeux）提出。该理论是基于这样一些实验观察，当人对某事物有意识时，大脑中多个不同的区域均会调用该信息。相反，假如人无意识地做一些事，这些信息只会被特定的感官和运动系统调用。例如，当你打字速度很快时，你的手指会无意识地按下不同的键。假如有人问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很难回答，因为你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些信息，它们只存在于从你的眼睛到手指的大脑回路中。GNW理论认为，意识源自一类特殊的信息处理过程，其思路与早期的人工智能研究相似，认为不同功能的程序可以共享一个小的信息库。不管这块“黑板”上新添了什么数据，后续的一些子过程——如工作记忆、语言、计划模块等都可以使用。大脑记录的感官信息会被多个认知系统使用，如语言、形成或调取记忆、执行动作等。GNW理论认为，就是在数据被广播至整个大脑的多个认知系统时，意识出现了。由于记录感官信息的“黑板”空间有限，在任意时刻，我们只能意识到很少量信息。该理论猜测，负责传播信息的神经回路位于额叶和顶叶。当被这个神经网络广播后，感官信息就能被全脑的各个系统访问，进入人的“意识”，即能被主体意识到。尽管现在的计算机还没有如此复杂的机制，但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GNW理论认为，未来的电脑将会拥有意识。而由托诺尼和他的同事——包括我在内——提出的信息整合理论（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ory ，简称IIT）有着完全不同的出发点——体验本身。每个体验都有一些重要的属性。首先它是内在的，只对拥有者本人存在；它有一定结构，例如“黄色出租车因棕狗穿越街道而刹车”；而且它还是独一无二的，与任何其他意识体验都不同，就像电影里不同帧的画面一样。更重要的是，它是统一且具体的。当你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孩子们玩耍时，这种体验的不同部分——吹过头发的微风，听到孩子笑声时的喜悦——都无法被单独分开。体验若被拆分，便也不复存在。托诺尼猜测，任何拥有内部结构，包含一系列因果关系且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都具有上述特点，也都具备一定程度的意识。感觉是从系统内部产生的某种东西。但假如是像脑干一样的结构，不具备复杂的整合技能，就不能算是有知觉。IIT理论声称，意识是任何复杂系统都拥有的内在因果力（intrinsic causal power），人脑只是一个例子。根据内部相互作用结构的复杂性，IIT理论还导出了一个非负数Φ，用于衡量意识水平的高低。Φ为0代表系统不存在任何自我意识。而Φ越大，则意味着系统的内在因果力越强，意识水平也越高。大脑的内部结构十分复杂，拥有数目巨大的特异性连接，因此Φ值很大，具有比较高的意识水平。IIT能解释很多观测到的现象，例如，为何脑干对意识影响很小，以及为何“刺激-压缩”测量是有效的（该方法计算出的数值可以认为是对Φ的粗略估计）。IIT理论还预测，用电脑模拟人脑活动是无法产生意识的，即使程序能骗过我们，以无法和真人区分的形式与我们用语言交流。就像用电脑模拟黑洞附近的巨大引力场，并不会真的扭曲电脑周围的时空一样，用程序模拟意识并不能产生一台拥有意识的电脑。意识无法被计算出来，它是系统结构自身的一种属性。未来仍有两个挑战需要解决。其一是利用日新月异的新工具，对大脑中数量巨大且功能各异的神经元进行测量，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找到意识的神经机制。由于中枢神经系统十分复杂，这可能需要数十年的努力。另一个挑战是，证明或证伪目前最主流的两种理论，或者根据两者各自的合理部分，提出更好的新理论，解释关于自我存在的最重要问题：为什么一块像豆腐一样的三磅重的器官，可以产生意识，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存在？ 

美国再现罕见"食脑虫病"，致死率高达97%最近，美国佛罗里达州卫生部（DOH）对外发出警告称，佛罗里达州希尔斯堡县确诊了一例罕见的食脑变形虫病例。自1962年以来，佛罗里达州只报告过共计37例受“食脑虫”感染的病例，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疾病。由于感染病人数目不多，流行病学家和遇到它的医生往往束手无策，其导致的“福氏耐格里阿米巴脑膜脑炎”死亡率高达97%。众所周知，变形虫是一种单细胞真核生物。在动物分类学中，它归属于原生动物门肉足纲，亦称为阿米巴虫（Amoebida），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而作为单细胞生物，变形虫的个头实在不怎么起眼，一般也就几十到几百微米，因此它看起来并没有太多存在感。然而，生物学又已经无数次告诉我们，不要以体形论英雄：和篮球差不多大的小型哺乳动物在6500万年前的灭绝事件后，打败了当时的地球霸主恐龙；20世纪人们再次惊异地发现，纳米尺度的噬菌体照样能轻易打败“庞然大物”细菌。与之类似，我们今天的主角，也会在不经意间，露出它“大脑杀手”的一面。这个杀手有一个听起来就令人惶恐不安的名字：福氏耐格里变形虫（Naegleria fowleri）。在2018年9月的美国得克萨斯州，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时年29岁的新泽西男子Fabrizio Stabile在位于得州韦科镇的一处水上公园离奇死亡。据Fabrizio Stabile身边的人说，事情发展之初，他并无过多异样。死者某日在修剪草坪时，感觉到有严重的头痛，当时他也许并没有太放在心上。不料到了次日上午，该症状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他开始难以连贯地进行语言表达，然后无法自行起床。很快，他被送到医院。医生检查后发现，他的脊液中居然有变形虫。GoFundMe 网站在报道该事件时称，“我们眼前出现了最糟糕的情况。”事件发生后，韦科镇当地、得州以及联邦的卫生官员很快展开了调查。由于Fabrizio Stabile在事发前刚刚造访过韦科镇的冲浪园区，调查人员们随机对该公园的水样作了检测。尽管他们在公园的水样中并没有发现福氏耐格里变形虫本身，但他们发现了许多足够强的间接证据，例如某种作为变形虫排泄物指示剂的有机物、较高的混浊度、较低的游离氯水平，以及经常与福氏耐格里变形虫一起出现的其他变形虫。这些证据都表明，该园区的水环境有利于福氏耐格里变形虫的生长。事实上，当年这起事件并不是福氏耐格里变形虫致人死亡的个案，而且疫区还有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而逐渐扩展的趋势。统计资料显示，在2010年以前，美国的变形虫感染患者均来自佛罗里达、得克萨斯等南部诸州；而到了2010年以后，位于美国北部的明尼苏达州、堪萨斯州和印第安纳州也开始出现了变形虫感染患者。而如果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有研究显示在1962年至2014年间，世界范围内约有260例变形虫脑膜炎，其中仅在美国就有132例。而在中国范围内，截至2007年共报告过8例福氏耐格里变形虫感染，且无一例存活。而之所以没有更早期的数据，是因为直到1965年，国际上才正式将福氏耐格里变形虫确定为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发现的一系列感染的病原体。福氏耐格里变形虫可以通过鼻腔进入人体。当它们接触到人体的鼻腔黏膜后，它们会附着在嗅觉神经上并迁移到大脑中。它们首先会到达嗅球——这是我们大脑中用来感知气味的地方——然后它们会吃掉包围在嗅球周围的组织，进而使患者失去嗅觉和味觉，同时会有头痛、呕吐、高烧39℃~40℃等一系列症状。此后，变形虫会沿着脑膜迁移到大脑皮质、小脑和大脑的其他部位，特别是基底部，引起脑实质损害，从而使得患者出现精神错乱、产生幻觉、肢体痉挛等一系列症状，最后因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在病理检查中可以发现，患者的嗅球有明显的出血、坏死和脓性分泌物, 脓性分泌物中存在巨噬细胞吞噬的虫体；而在蛛网膜下腔和血管周围的间隙中还常可见到许多阿米巴原虫。准确地说，变形虫带来的这一系列症状在医学上称为福氏耐格里阿米巴脑膜脑炎脑膜炎（PAM）。通常使用的脑膜炎疫苗可以保护人们免受三种类型的细菌性脑膜炎，然而也许大多数人不清楚的是，病毒、寄生虫、真菌和变形虫也会引起这种炎症。以上诸种脑膜炎都可能致命，但PAM一般来说要比更常见的病毒或细菌型脑膜炎更危险，因为我们对这种病缺乏明确的治疗方法。医生有强效的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来对付细菌和病毒，但是却缺乏有效杀死变形虫的武器。统计数据显示，在1962年到2014年这段时间内，95%的患者会在几天之内走完他们生命最后的旅程，只有11名患者在感染福氏耐格里变形虫后能得以幸存。但正是仅有的这些幸存者，让医学工作者看到了治愈该疾病的一丝希望。例如就在2012年，印度成功治愈了一名73岁的PAM患者，当时使用的药物主要是两性霉素B和利福平。虽然目前还没有找到针对该疾病的特效药，但研究结果已经证明，两性霉素B可有效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我们知道，变形虫们在世界各地的土壤和温水中无处不在，例如福氏耐格里变形虫最早就是在温暖的淡水湖泊和温泉中被发现。而最新的研究表明，它存在的范围要比我们此前想象的要更为广阔：它存在于各种温暖清新的水体中，从豪华的温泉到平凡的自来水均可能有它们的足迹。在现有的记载中，超过80％的福氏耐格里变形虫病例来自天然水体，但也有少部分源于自来水。自来水中存在变形虫的原因通常是水在流经地面上方的管道或软管时被污染，然后被夏日的阳光加热，而这种环境恰好适合变形虫迅速繁殖。2011年，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份报告显示，患者在发病前并未接触变形虫可能存在的自然水域，但研究者在患者使用的洗鼻壶中检测到了变形虫的踪迹，这意味着变形虫已经侵入了当地的自来水系统。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可怕的福氏耐格里变形虫尽管会经鼻腔到达大脑并带来致命伤害，但如果我们喝下含有变形虫的水却不会有被感染的风险。这意味着，看似安全的饮用水也可能对你的鼻孔非常不安全。最后，小编想针对这种可怕的变形虫给出几条温馨小提示：当处于温暖的休闲水域，如湖泊、水库、温泉等地时，游客不要将头浸入水中，以防止变形虫进入鼻腔；在公开水域游泳时使用鼻塞，并不要踢水下的沉积物，以避免变形虫分散进入水中；对日常饮用水做好消毒措施，一般说来煮沸即可。

人类偏肺病毒藏身之谜揭开N6-甲基腺苷（m6A）修饰是RNA最常见的修饰之一，但科学家对其生物学作用并不清楚。美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人类偏肺病毒（HMPV）的m6A修饰可帮助病毒成功隐藏起来，不被免疫系统发现，进而促进HMPV的复制和基因表达。动物实验表明，以m6A为标靶的实验性HMPV疫苗，会引发强烈的先天免疫应答和有效的适应性应答，进而预防肺部和鼻腔感染。相关研究成果刊发在2月3日的《自然·微生物学》杂志上。在该项研究中，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人员领导的团队对HMPV进行高通量测序后发现，这种病毒利用m6A修饰来降低宿主免疫蛋白识别病毒RNA的能力，进而躲避先天免疫反应，利用宿主细胞复制自身并引起感染。通过阻断m6A修饰，他们开发出了HMPV的突变形式。细胞研究结果显示，这种病毒突变形式会诱导一种叫做I型干扰素的蛋白的表达，进而激活人体更强烈的先天免疫反应。强烈的先天免疫反应是产生适应性免疫反应的关键，而能否产生适应性免疫反应，则是一种疫苗是否真正有效的最重要衡量标准之一。为验证该突变病毒能否有效充当针对HMPV的疫苗，研究人员在棉鼠身上进行了实验。结果表明，该突变病毒能够引发棉鼠强烈的先天免疫应答和有效的适应性应答，保护其免受病毒感染。研究人员指出，他们的研究证明，m6A可以作为分子对自身与非自身RNA进行先天免疫识别的分子标记，这一发现对于HMPV疫苗开发具有重要意义。HMPV是2001年荷兰学者首先分离发现的一种呼吸道病原体，随后世界各国研究表明，该病毒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并已经在人类中传播了至少50年。HMPV被认为是目前导致呼吸道感染的第二大原因，且与呼吸道合胞病毒（RSV）属于同一家族，后者是人类呼吸道感染的第一大病因。因此，新研究不仅有助于开发针对HMPV的疫苗，也有望帮助科学家开发出针对RSV的疫苗。（记者刘海英）